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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天哪，这怎么发生的？
慢性髓细胞性白血病
1997.8
弗吉尼亚的慢性髓细胞性白血病（CML, Chronic Myelogenous Leukemia）是在非洲发现的。当时，我是加州州立理工大学（Cal
Poly Pomona）一个学院的院长，负责在津巴布韦的几个经济开发项目。我们偶尔会去那里出差，有时增加几天私人假期。紧密快节奏的旅行掩盖了弗吉尼亚的健康问题。
开始我们在约翰内斯堡，会见了城市银行的官员，讨论了津巴布韦项目的资助问题，这与学校联合城市银行在越南设立的项目类似。会议完后，我们直奔机场，在机场迅速找到一辆汽车，开了300英里，到达克鲁格国家公园已是晚上。这是一趟异常紧张的驾驶，行驶在没有灯光的乡间偏僻公路，路两旁时有背着包袱牵着小孩的人在行走。灌木、丛林中的动物漫步在广漠荒野，远看令人惊异赞美。可是，当一只大狒狒跳上汽车前盖时，着实把我俩吓呆了，它乱抓挡风玻璃前的雨刮，而且不肯下来。当轮胎被荆棘刺穿时，我不得不停下来换备胎，我得一边工作一边回头，提防着背后，结果放在车顶的眼镜还是被抢走了，不过，我倒是拍下了一幅很时髦的戴着眼镜的狒狒的照片。
两天后，我们回到了约翰内斯堡，乘飞机到了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在这儿，我们会见了一位当地的凯洛格（Kellogg）基金项目主任，他在施行一个由我们提议的农村安全食品计划，然后会见了政府官员。做完这些事后，我们找到一架小飞机，飞到奇扎里拉的野营地。我们住在这里，一天出去两次，徒步走在大象、鬣狗、羚羊、野牛，各种野猫中间。两天后，回到哈拉雷，参加了一次研讨会，跑遍整个城市与同事和朋友们会晤。津巴布韦有许多神奇的旅游胜地，朋友们带我们急匆匆地参观了许多景点。
弗吉尼亚开始感到无以名状的疲倦。她是一位有氧运动爱好者，从我认识她以来，她就一直保持着很好的体型。当我们要去尼扬加高地开始一次异域情调的旅行时，因为疲倦她拒绝了，这引起了我的警觉，出了什么问题？她的肋骨下方出现了些肿块，夜里出的汗浸湿了床单，胃口不好，体重减轻了。我试着把她的疲倦解释为紧张的旅行和会议安排所致，夜汗是因为更年期，体重减轻是因为她几个月来一直在节食，肿块是因为旅行性便秘。不过，在离开津巴布韦时，我们意识到必须与弗吉尼亚的医生讨论这些问题。
弗吉尼亚，除了年度体检外很少去看医生，现在她把这些症状告诉了医生。医生建议她几天后做血液检查和超声波检查。弗吉尼亚照医生的安排做了。医生应当看得出弗吉尼亚遇到了非常大的麻烦，但是她当时没有说。
从1972年起弗吉尼亚就热衷于记录她的生活。而从现在开始，她记录的是她患病的经历和感受。
1997年8月6日：还在床上时，电话响了，我接起来。
医生：你的血液检查结果异常。
我：呵，真的？
医生：是的，你得了慢性髓细胞性白血病。
我：慢性什么？
医生：慢性髓细胞性白血病。
我：哦。
医生：要我拼读吗？
我：要。
医生：C-h-r-o-n-i-c，……
我：谢谢。
医生：你还好吗？
我：好的。
医生：你能来一下吗?我想你需要转诊到肿瘤医生。你丈夫会送你来吗？
我：好的。
1997年8月6日：今天，我开始意识到我的疾病，极度忧虑在头脑中缠绕着、蔓延着，我都不能分清我想的是什么。这天的一连串事件，超出了我所了解的现实。
弗吉尼亚在上班时给我打了电话，“范，医生说我得了慢性髓细胞性白血病。”尽管我已是一位资深的学院院长，听了电话，还是不由自主地走到基姆的办公室。基姆是我的秘书，她把她的职业生涯都贡献于助我解除急难。我咕哝着说：“弗吉尼亚得了白血病”，然后就抽泣起来。
她到底怎么了？真是愚蠢，那个医生竟然通过电话跟她说这些。我们要继续和这个愚蠢的医生打交道吗？她知道她说的是什么吗？弗吉尼亚听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又会怎么样？她还要上班吗？我还要上班吗？我们的经济会遇到什么问题？弗吉尼亚能扛得住这件事吗？如果不能，我将怎么办？我将是孤独的吗？弗吉尼亚现在在想什么？办法在哪儿呢？也许这是一场虚惊，我们该怎样找到答案？这一切为什么要发生在她身上？她总是那么健康啊！这是为什么呀？对她，对我。我们该怎样对别人说？怎样跟她妈妈说？这些想法撞击着我的内心，伴随着某种自私的负疚感。
一种生命被某种东西从头到脚撕裂的恐惧弥漫而来，黑暗，恐怖的黑暗中，一个我们一无所知的世界展开了。我意识到，必须尽快做出决断。
怎么诊断的，我们与医生的会面，我们俩记得的都不多。“慢性髓细胞性白血病”（Chronic
Myelogenous Leukemia）是个有很多字的病名，弗吉尼亚记得曾请她再拼读一次。她还记得医生说过“心理治疗”和“骨髓移植”。我记得医生说，这是不治之症，弗吉尼亚可能活3至5年。在试着拼读这个病名时，我们开始理解这些词的意思并承受着它的份量。
弗吉尼亚的白细胞计数非常高，血小板计数和嗜碱细胞的计数也很高。我们知道事情不好。尽管有了诊断，我仍很难相信弗吉尼亚患的是CML。我打电话给津巴布韦的朋友，请他们询问当地医生，像弗吉尼亚这样的血液细胞计数是否与当地的某种疾病有关。我希望这不过是疟疾。你能想象得到，他们告诉我，很有可能弗吉尼亚就是得了白血病。
尽管处于虚弱状态，弗吉尼亚还是行使她作为一位病人的权利，寻找专家。很幸运，秘书基姆的嫂嫂盖尔介绍了一位我们住区的最好的肿瘤专家，道格拉斯·布莱尼。这是一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医生，他告诉我们挽救弗吉尼亚的生命是有机会的。
虽然坏消息是明确的，但是为了亲自证实弗吉尼亚得的是白血病，布莱尼医生决定抽吸骨髓做活组织检查。用一个空心的螺旋形的针在臀的上部钻一个洞，这里的表皮最接近于骨盆。只要钻通骨盆伸入到骨髓，碎骨和骨髓就会被吸入空心针中，然后取出骨髓作为样本送去分析。布莱尼医生刚看过这个手术的教学视频，为了缓减我们的紧张情绪，他说没事的会好的。其实这个过程的痛苦难以想象。
弗吉尼亚至今经历过十四次这种手术。她从没有喊叫。从这时起，她表现出为了生存她的勇敢坚强。
1997年8月8日：范陪着我走进了癌症中心。我不能相信这是我该来的地方。我带来了我的血液分析副本。布莱尼医生、盖尔、南希（护士）、迈拉（护士）、罗斯和特里（接待员）分别作了自我介绍。他们是那样的温柔体贴亲切友善，把我都感动得哭了。
布莱尼医生，一位很有风度的人，他说他认为我得的是急性髓细胞白血病，我应该在胸部戴个分流器在医院做化疗，不能再上班了。我的心怦怦直跳，好像自己是个已经登记在册的将死之人。
我不得不流着泪写下这些。在我做骨髓抽取活组织检查的时候，我趴在手术床上，疼痛非常。范握着我的一只手，盖尔握着另一只。我于痛苦之中深受感动。
等待实验室的结果，超出了一般应有的时间，也超出了我所预期的时间。如我们所意料的，弗吉尼亚的白血球计数开始迅速上升。同时，肿块，导致她脾脏肿大的东西，也相应地在长大。白血球计数每天上升20个点，当达到正常高值10.8的15倍时，她的血小板计数也达到正常高值400的2倍，布莱尼医生决定试用传统治疗慢性髓细胞性白血病的药，羟基脲，给她治疗。如果弗吉尼亚确实是慢性髓细胞性白血病，她的白血球计数将随之下降。布莱尼医生这样解释，羟基脲将使弗吉尼亚的健康恢复到接近正常，随着白血球计数的下降，她的脾脏也将收缩。但是羟基脲并不能阻止疾病的发展，只是，它给了我们时间，去做可靠的血液实验，去考虑更好的治疗方案。
1997年8月12日：周末，我经历着一种我说不出来的精神痛苦。在万分焦虑的两天后，我去了布莱尼医生的办公室，他告诉我，我得的是慢性髓细胞性白血病，不是急性的，我可以回去工作。没想到夏季假期结束后我还能返回学校继续工作，我心存感激，非常珍惜这个机会。
全世界每年有近10,000人被诊断为慢性髓细胞性白血病（CML），其中4,500人在美国。就在弗吉尼亚确诊的时候，全世界活着的CML病人有35,000人，其中近18,000人在美国。如布莱尼医生解释的，CML是一种非常稀有的癌症，几乎都是致命的，一般的，确诊后的预期寿命是3至5年，唯一能够治愈的方法是骨髓移植。但是，骨髓移植并不适合于弗吉尼亚，她没有兄弟姐妹可以提供与她匹配的骨髓，而且，她已经51岁，已经过了大多数移植中心认可的做骨髓移植手术的年龄。
布莱尼医生告诉我们，有一种称作干扰素的新药可能阻断CML。它的作用是刺激人体的免疫系统，从而帮助人体识别和杀死癌细胞。在我们寻求骨髓捐赠者的同时，布莱尼医生建议我们试试干扰素治疗。他解释说，如果不做骨髓移植或干扰素治疗，剩下的办法就只能是服用羟基脲，那么在几年里她的CML将进入晚期，她的白细胞计数将会飙升，称为猝发。白细胞的急剧增长将侵犯骨髓。而且这些急剧增长的白细胞太幼稚了，根本抵御不了任何类型的感染。进入晚期之后，转入急变期前的半年到一年，染色体将受到攻击。当她的基因组被“劈”成碎片时，她的身体修复能力就会丧失。她可能会有很高的血小板计数，但是凝血系统功能失调。在急变期，很短的时间里，她要么死于某种机会性感染，要么自发性出血死亡。我们读到过那些血从小孔流出濒临死亡的可怕描述。我们没有什么主意来延长患了CML的弗吉尼亚的生命。因为她的医生在过去的健康检查时从来没有给她做过血液检查，现在才被诊断出来，说不定已经接近急变期。我们的思维被现实凝结到唯一的结论上，赌一把，接受布莱尼医生的建议，做干扰素治疗。
布莱尼医生告诉我们，干扰素一开始会使弗吉尼亚感觉像得了轻微的流感，但不久就会感觉很糟，比一般流感严重得多。
1997年8月12日：我将会怎样？不久就要死去？为什么我要得这种病？我热心保健，锻炼身体，吃得合理，一直很健康。公平在哪里？这些思虑不时撞击着我的心，我承认，这种想法只会起反作用。
博德斯书店：140 美元买了一本关于癌症和癌症幸存者的书。
家：我开始热心地读这本书。范也开始学习互联网的使用。我从网络聊天室得来的有关期刊文章中的药物信息，装满了三个4英寸厚的文件夹。我知道我读不懂它们，因为它们超出了我当前的视界。范变成了我的“研究伙伴”和“强迫性”电脑人，熬夜到凌晨3点，然后拖着身子去上班。
如果要与人交谈弗吉尼亚病情，我总要知道这个人是否是我应该跟他交谈的对象。而弗吉尼亚则不然，她生性开朗，可以同任何想听她讲的人讲她的白血病，通过交谈获得做出决定的依据。这是弗吉尼亚的聪明之处。别人了解了弗吉尼亚的病情，就有可能给她提供帮助。
早先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与邻居巴德·麦克安德鲁谈到弗吉尼亚的诊断。巴德是位脚踏实地的伙伴，懂得很多计算机的知识。他问我是否很了解这种疾病。我坦诚地表达了我的无知和忧虑。他让我坐下来，然后教我怎样去搜索互联网。
我是一位哲学博士，严谨地做历史学研究有过一段时间，不过那是在谷歌时代以前的经历。没想到，我的朋友巴德竟能为我打开一个对我极为有用的互联网世界，帮助我查找拯救弗吉尼亚生命的办法。
我没有什么研究做得比研究CML更好。我经常想，这是老天为我预备的需要更高教育水平的新的职业。我不是一个人在做研究，由于我的院长职位，可以让我接触到许多填补技术空白的学者和专家。我的学习能力和增长的知识得益于我与医学界的关系。我的那些医学界的朋友，他们会依据你的兴趣和理解能力指导你达到一个最适合你的基本水平。我知道，要想获得拯救生命的方案，单靠上网读些简单的摘要是行不通的，于是我开始了系统地学习。
慢性髓细胞性白血病的研究历史很吸引人。1960年，费城科学家彼得·诺维尔和戴维·亨格福特从患有慢性髓细胞性白血病的病人的血液细胞中发现了变短的染色体22。这是第一次明确了某种特殊的疾病与染色体异常有关。不久，这种变异了的染色体就因发现它的科学家所在的城市而命名为“费城染色体”。1960年以前，还没有人能够识别出个体基因，人们并不知道真实的染色体22在哪里。费城染色体的识别为进一步研究染色体的变异与CML之间的关系打开了大门。
随着染色体影像技术的发展，有了可靠地识别个体基因的能力，科学家们于1970年发现了染色体22的基因BCR断裂，另一个染色体9在基因ABL的中部断裂，两个断裂了的染色体在断裂处交融，它们的物质通过交融处相互易位，导致染色体22上产生了一个变异了的新的基因，称为BCR-ABL融合基因，这种染色体22的基因变异称为“费城染色体阳性（PH+）”。变异了的染色体22比较短，因为它在易位时损失了物质。就是这个变异的染色体22导致了CML。它是怎样与CML的病理相关的呢？80年代，麻省理工大学的戴维·巴尔的摩和他的博士后欧文·威特以及其他人，发现真正的罪魁祸首是附着在染色体22上的不完全的ABL。健康的ABL的功能是当需要时就导通传递生产白细胞的命令，完成这个任务后就截止。而断裂后脱离了染色体9
的ABL就失去这种控制能力，它附着到染色体22上只是一边倒的命令生产白细胞而不截止。换句话说，在异常的BCR-ABL作用下白细胞将不停地增殖，而不能像正常细胞那样接收到停止的命令。欧文·威特转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工作后，仍继续着与戴维·巴尔的摩和他的同事们的研究，致力于找出BCR-ABL基因危害的确切途径。
BCR-ABL，就像正常基因一样，基本上是一个公式，由一个复杂过程读取、解释，产生一个消息向细胞体内相应的蛋白传送，使其执行所赋予的任务。正常ABL基因的作用是产生一种称为酪氨酸激酶（tyrosine
kinase）的蛋白，它将消耗能量把消息从细胞的一个部分发送到另一个部分。其过程是，在某种环境条件的刺激下，细胞的受主蛋白会稍微改变下它的形状，张开一个口袋邀请一个ATP分子（5'-三磷酸腺苷,
Adenosine 5’-triphosphate，）附着，从附着的ATP捕获到一个磷酸基团使ABL蛋白带上电荷，即所谓蛋白质“磷酸化”。带电的ABL蛋白质通过信号通路发出消息并增扩至其它通路，即所谓信号传导。这个工作完成后，受主蛋白的口袋恢复其原来的封闭形状，截止接受ATP。然而，异常的BCR-ABL融合基因，即费城染色体阳性变异的白细胞的受主口袋总是张开接受ATP，使得费城染色体阳性变异的白细胞以压倒了正常白细胞生产的速度疯狂增殖，新生产的白细胞越来越年轻，失去了成熟白细胞应有的作用。不多的几年时间里，血液流里就全是这些幼稚白细胞。当血液里都是它们时，病人就进入了急变期，死去。1990年，科学家实验将BCR-ABL注入小白鼠体诱出了CML，证实了BCR-ABL就是导致CML的病因。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这个名字很长的恶魔。
戴维·巴尔的摩后来成了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的校长。在一次业务会议上,我有机会对他说感谢，为了他所推进的CML研究。就他而言，他很高兴认识我这个他所帮助过的人。
以我的教育背景而言，我掌握应用互联网的研究方法可算快的，尽管过程本身很乏味很费时。当我通过互联网寻求最好的医学治疗时，答案应该就是大的能够开展教学和科研的医院。对在洛杉矶的我们而言，这就是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或者USC（南加州大学）。
很快就有了结果。在一个杂货店的过道——这是我几十年都不常光顾而现在必须来的地方，现在弗吉尼亚能够做的就是上班然后回家——我推着购物车往下走，由于我还沉浸在我的思考中，没注意撞到了一个人的腹部。我抬起头，发现撞着的是我的一位老朋友，塔妮·韦尔奇。认识她差不多十年了，她的丈夫柯林，因为左眼后面长了一个大瘤，正在UCLA的乔森癌症中心接受治疗。令人惊奇的是，他在手术后已经生存了七年，除了精心护理外所付出的代价就是不断地去UCLA。我跟她讲到弗吉尼亚的事，很伤心，也不顾是在公共场所，周围有许多购物的人。后来塔妮告诉我，那天我的购物车里只有啤酒，很多啤酒。我问她：“你说的是六听装啤酒？”她大笑起来，“不，比这还要多！”。塔妮说，柯林情况很好，他们明天就要去UCLA。我一下子反应过来，我请她去问问柯林的医生，谁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最好的白血病医生。柯林是这么问的，“如果你妻子得了白血病，你会去找谁？”。现在柯林已经去世，我很感谢他那天如此聪明地帮我提出问题。回答是玛丽·特里托医生，UCLA乔森癌症中心的骨髓移植科主任。塔妮和柯林是晚上告诉我的，我们第二天就约定了。带着新的希望，我们走进了这所教学科研医院的世界，我们不仅走进了玛丽·特里托的世界，也走进了欧文·威特的世界，那时他在UCLA，有许多聪明的科研人员跟着他做研究工作，他最终为弗吉尼亚给出答案。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我们等候特里托医生的那个房间。我似乎被那些没有头发、带着缺陷、非常廋、非常非常安静的癌症病人挤得喘不过气来。这些年，我知道了很多这些病人的英雄故事，但在那一天，他们确实把我吓坏了，我想跑出去。弗吉尼亚会和他们一样吗？答案是肯定的，她也会像他们一样。
特里托医生，骨髓移植科主任，她和我们谈了弗吉尼亚通过骨髓移植治疗的可能性。随后，她签署了弗吉尼亚的骨髓移植申请书，以寻找合适的无关捐献者。她让我们读了骨髓移植治疗的过程摘要和风险说明。像大多数人一样，开始我们也是以为那些癌症患者在进行了骨髓移植后，等待他们的就是工作、长命，过好生活。后来，让我们很受冲击的是，我们发现即使弗吉尼亚做了骨髓移植，预后并不很好。在手术后的30天里，死亡的几率是百分之五十。幸运的是，谈话中特里托医生不经意地提到UCLA的CML研究，这个研究一直在进行，而且看起来很有希望。而我们留意了。后来的经历证实，这一点点信息，为弗吉尼亚的生存作出了一分贡献。
1997年8月14日，UCLA医疗中心：我登记，填写表格，忍受着接待员那刻板的脸孔，然后等待在那些面容憔悴、脸色苍白的病人中。终于进到了特里托医生的检查室，范的妹妹康妮和我最好的朋友朱迪·邓布里奇留在候诊室。
特里托医生：我可以看看你的资料和影像胶片吗？现在就需要。
我：在这儿。
我等了45分钟还多，特里托医生回来了，同意我是得了CML。
特里托医生：你了解这个病吗？
我：它是由断裂了的费城染色体引起的，大多数人两到三年就会转入急性期然后死去。骨髓移植并不是最佳治疗，对于我，我没有兄弟姐妹。
特里托医生：很好，你知道得不少。希望你永远都不需要骨髓移植，UCLA的试验室正在研究一个新药，它表现了对CML治疗的很好前景，研究者希望得到FDA批准在一年内对人体进行实验。
当我离开UCLA时，自8月6日以来第一次感到了希望。
每天回到家里，我都立即投入到查考骨髓移植的研究中。我发现，做骨髓移植的人要年轻，很少有人处在弗吉尼亚的年龄，超过50岁，她的身体可能不足以经受骨髓移植的苛严折磨。而且，还要找到非常准确的匹配，否则，移植来的骨髓很有可能在患者体内存活，引起移植物抗宿主反应。我虽然总是愿意附和弗吉尼亚，无论她想做什么，但是我又害怕她说，让我们碰碰运气吧。幸好，她与我有同样的思虑，虽然她仍保持着她的登记，直到命运迫使她做出最终决定时。这个时候终于来了，1998年6月，特里托医生告诉她，已经找到了一个初步匹配。她会往前跨进去吗？弗吉尼亚，长长地呼出一口气，然后说:
“不！”。这一瞬间，她做出了一个生死决定。在此之前，我们总是以为治疗过程是从A点走到康复点。但是，当我们对癌症治疗有了更多了解之后，这个点大多数就是死，而这恰恰就是骨髓移植的情况。在我们走向成熟的五十多年里，我们一下子从做决定到哪里用餐，阶跃到了必须面对30天的死亡风险做出决定的时候。
布莱尼医生需要知道弗吉尼亚是否要做骨髓移植。弗吉尼亚的回答是确定无疑的“不”。于是我们开始心无旁骛地接受干扰素治疗。
我读了我能找到的有关干扰素治疗的资料。让我最着迷的是书《血液中的骚动》，记叙了相关药物的发现与开发。
事实证明。布莱尼医生推荐干扰素治疗是正确的。尽管它给长期接受治疗的病人带来了太多痛苦，但是至今我仍相信，它为弗吉尼亚赢得了生存的时间，以致我们可能研究选择其它治疗方案。从这时起，它给弗吉尼亚带来的折磨真的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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